晚上,厌倦了枯燥的论文,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诗集,阿赫玛托娃的,塑封犹在。这位诗人被斯大林视为“半个荡妇”,却也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。然而,我翻过一页页的爱情诗,就像翻过一页页的辞典,竟勾不起我一点点的触动,直至《安魂曲》。

作为旁人眼中的“文艺青年”,我似乎应当有着强大的感受力,尤其是对情呀爱的;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,现在每当人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爱情之时,我就仿佛听到了一门十分陌生的外语。

对爱情的无感,不是与生俱来的。曾经,我也十分憧憬爱情,渴望爱情,甚至也自以为获得了爱情;但经过这般那般的打击之后,就将自己放逐出了爱情的国界。及至如今,我对任何的爱情题材作品都无甚兴趣。在没有理解人的孤独之前,爱情无从谈起。

也就在那天晚上,在许多个繁乱的梦中,竟出现了一个关于爱情的梦。梦中没有表白,没有接吻,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,只是并肩行走在一起。但我知道,这就是爱情,缘于一种十分久远的身体记忆。是了,我对爱情没有任何可说的,只剩下没有语言的身体记忆。

固然,没有爱情的人生是不完满的,但只有爱情的人生又何尝完满?对于一个将诗歌与生命融为一体的诗人来说,只写爱情是不可想象的(除非早夭)。我之所以没在十分钟之内翻完阿赫玛托娃的诗集,就因为后面有了成熟后的苦难。哦,我有这样的偏见:爱情不属于成熟的人,成熟的人只有婚姻。

阿赫玛托娃照片

目之所见,唯有爱情

作为“俄罗斯的萨福”,阿赫玛托娃半数以上的诗歌都以爱情为主题,而前期的(1930年代以前)的诗歌尤甚。之所以如此,不是阿赫玛托娃故作矫情,而是她确确实实地身陷爱情,就像身陷囹圄一样。

阿赫玛托娃有着一副盛世美颜。女皇般的高贵气质,令无数的艺术家为之倾倒。爱慕者们踏破门槛,献给她的诗歌,比她自己的诗还要多得多。纵其一生,阿赫玛托娃的情人,虽然没有几十,但也有十几,一个接着一个,甚至同时脚踏两只船、三只船……她忠于爱情,而不是忠于情人。

阿赫玛托娃正是凭借如此丰富的爱情经历,才有了如此如此多的爱情诗作。事实上,如果不是丈夫的压制和斯大林的压迫,她所能创作的爱情诗应比现今的还要多个二三倍。

爱情是文学永恒的母题,历史上的爱情诗亦多如牛毛。在阿赫玛托娃之前,俄国文学史上有三位在爱情诗上表现出色的诗人,他们分别是普希金、丘特切夫、费特。普希金的爱情诗始终洋溢着乐观的基调;丘特切夫的爱情诗洞悉两性的复杂心理;费特的爱情诗遍及恋爱的各个阶段,如初恋、热恋、失恋等等。

与他们相比,阿赫玛托娃的爱情诗,仍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,即挥之不去的失落惆怅,没有喜结连理的完满,正如她自己现实中的爱情。这里,我们姑且不谈她多位情人,只领略下她的三段婚姻。

阿赫玛托娃的画像

古米廖夫是阿赫玛托娃的第一任丈夫,是阿克梅派的代表诗人。阿赫玛托娃早年的不少诗歌,都发表在古米廖夫主持的杂志上,其诗名日隆也多亏了古米廖夫的助推。据说,古米廖夫曾花了五年时间疯狂追求阿赫玛托娃,四次求婚,四次被拒,四次自杀未遂,后来对方终于在犹疑中接受了。然而,古米廖夫的疯狂热情在婚后便立马冷淡下去,在外面寻花问柳,置妻儿于不顾,婚后八年正式离婚。

希列伊科是阿赫玛托娃的第二任丈夫,是一位著名的亚述学家兼诗人。阿赫玛托娃几乎是抱着一种崇拜的心理与之结婚的。然而,这位学究想要的只是一个女仆式的妻子,而不是一个出入于交际场的诗人。希列伊科对阿赫玛托娃所写的爱情诗和所结交的异性都看不过眼,以致后者在一两年内完全停止了创作。不仅如此,希列伊科还是一个比较自我主义的人。他爱喝茶,甚至把妻子的药费都拿去买茶。婚后十年正式离婚。

普宁是阿赫玛托娃的第三任丈夫(非正式,同居关系),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艺术史家。在这段婚姻中,最尴尬的就是阿赫玛托娃与普宁以及后者的妻子同在一处居住。换言之,即是二女侍一夫。这种尴尬的局面,自然不会有多少幸福可言,她在这个家庭中几乎扮演着寄食者的角色。值得一提的是,由于普宁有着写日记的习惯,他留存至今的日记成了了解阿赫玛托娃生活状况的重要史料。

虽然我们以历时性的顺序来谈阿赫玛托娃的婚姻经历,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与前者绝交后再与后者往来。实际上,阿赫玛托娃的感情似乎是“共时性”的,即便与对方没有了婚姻关系,仍然保持着联系,甚至是肉体上的关系。譬如,在处于第三段婚姻时,她仍然与两位前夫往来,包括肉体上的。在此之外,还有不时浮现的若干情人。

斯大林将阿赫玛托娃称为“半个荡妇”,而以我们现代的日常道德来看,阿赫玛托娃更无愧是“一个荡妇”。但是,将阿赫玛托娃称为“荡妇”,除了满足一种粗浅的八卦认知,丝毫无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阿赫玛托娃。

阿赫玛托娃与第三任丈夫普宁

事实上,如果我们能重返历史现场,对阿赫玛托娃的“荡妇”之称就会有更包容的认识。

一方面,20世纪初的俄国贵族青年,普遍有着“见异思迁”的秉性,不仅有“荡妇”,更有多得多的“荡夫”。譬如阿赫玛托娃的三任丈夫,在婚姻期间都有自己的情人,更不必说阿赫玛托娃的那些露水情人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阿赫玛托娃在“出轨”一事上做到了“男女平等”,是一个摒弃三从四德的现代女性。

另一方面,“爱情神话”在俄国的文艺青年,尤其是阿赫玛托娃的心中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。正如之前所说,阿赫玛托娃忠于爱情,不忠于情人。她一次次地转换爱情的对象,其实都是在追寻爱情的踪迹。我们得承认,那种令人激动、疯狂、憔悴的爱情,很难永远驻留于二人之间,很快就会被平淡的婚姻所替代。或许,我们可以接受爱情冷却后的婚姻,但阿赫玛托娃不行。(何况在婚姻中,自始至终,遇人不淑)

缪斯与爱神是一对孪生姐妹,爱情的力量能够唤醒沉睡的诗才。记得大学时,一个热恋中的男生为他的女友写情诗,前后有五百首之多。刚开始,写得比较青涩,但后来,就写得比较圆熟了。后期诗歌中的想象、情绪、韵律,都不是我们这些单身的书呆子能做到的。爱情对诗歌的催生效果,由斯可见。然而,当他们的爱情变得平淡,尤其是进入婚姻的柴米油盐之后,男生也就不再写诗了。许多的诗人之死,都是爱情之死。当然,适时地死去要比苟延残喘强得多。

阿赫玛托娃之所以创作大量的爱情诗,除了主观的人生经历驱动外,还有客观环境上的限制。众所周知,十月革命后,艺术家们都纳入了国家的管理体系,遵从一定的政策规范进行创作,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,这种对艺术创作的一体化管理更加严苛。

十月革命之前,阿赫玛托娃只懂得写爱情;十月革命之后,阿赫玛托娃只能够写爱情;斯大林上台之后,阿赫玛托娃连爱情诗都不能写了。斯大林一直看不上阿赫玛托娃的爱情诗,虽然没有将其“清洗”,但也处处打压,在二三十年代禁止出版刊登她的诗歌。不仅如此,斯大林后来还派遣秘密警察监听监视她,后者对此也心知肚明,从不在家里朗诵诗歌,所有秘密写下的诗歌,都在友人与自己记住之后将其烧毁。

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

成熟之后,遇见众生

勃洛克对阿赫玛托娃的诗歌,曾有一个重要的评价,指出了后者诗歌的特点与缺点:

她写诗似乎是站在一个男人面前,而诗人应该在上帝面前。

勃洛克作于1914年的这个评价,对于阿赫玛托娃的前期诗歌来说,是再合适不过;但对于她的后期诗歌,则不足概括。事实上,在衰老、疾病、战争的冲击下,诗人不再仅仅是一个情人,而成为了超越性上帝的信徒。

阿赫玛托后期诗歌的代表作有两篇:一是《安魂曲》;二是《没有主人公的长诗》(又译为《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》)

《安魂曲》由题诗、代序、献辞、序曲和14首短诗组成,篇幅不长,但整个创作过程却跨越了近30年。其中的第一首创作于1935年,最后的尾声则创作于1964年(其中一说),但主体部分还是创作于1935-1940年之间,即斯大林统治最黑暗的时期。总而言之,了解阿赫玛托娃前后期诗歌的转向,《安魂曲》是极其重要的一首。

晚年的阿赫玛托娃

阿赫玛托娃创作《安魂曲》的缘由,在该组诗的代序中有明确的交代。代序篇幅不长,抄录于下:

在叶若夫主义横行的恐怖岁月,我在列宁格勒的探监队度过了十七个月。有一次,有个人“认出”了我。当时,一个站在我身后、嘴唇发青的女人,当然她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,她从我们都习以为常的那种麻木状态清醒过来,凑近我耳边低声问道:

“可您能描写着情景吗?”

我应声回答:

“能”

于是一丝很久不曾有过的淡淡笑意从她脸上掠过。

这个代序中的问答,大概会让被热点讯息所包围的现代人颇为唏嘘。曾经有那么个年代,有那么个民族,对于诗歌有如此的热爱与尊敬,将诗歌创作当作一种崇高的行为。斯大林之所以迟迟不对阿赫玛托娃下手,一定程度上就忌惮她在民众中的诗名。正是这一个“能”,开启了阿赫玛托娃后期靠近上帝的诗歌。

在这个代序中,除了已出现的那个女人,其实还有个未出现的更为重要的人——那个让阿赫玛托娃在探监队等了十七个月的人,也就是她自己的儿子列夫。在我看来,这个列夫是真正引导阿赫玛托娃情感转向的关键人物,使她从“情人”称为“母亲”,从关注自己至关心他人。

列夫是阿赫玛托娃与第一任丈夫所生的孩子,也是她唯一的儿子。作为情人,阿赫玛托娃是不成功的;作为母亲,阿赫玛托娃同样也是失败。由于生活上的动荡,也为了“心无旁骛”地追求爱情,阿赫玛托娃一直把列夫交给婆婆照料,只是偶尔回去看看或寄点钱;直至进入中学阶段,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,列夫才来到母亲的第三任丈夫普宁家。然而,在这个家中,母亲本来也就是个“寄食者”,再加之母亲对他的不管不顾,列夫的处境就十分糟糕。他们的母子如何,自然好不到哪里去。

阿赫玛托娃与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及孩子列夫

在斯大林统治期间,列夫曾三次被捕,分别是1935年、1938年、1949年,而每一次被捕的原因,都令人哑然无语。第一次被捕,是因为听了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;第二次被捕,是因为顶撞老师,为自己被处决的父亲古米廖夫辩护;第三次被捕,则是受母亲阿赫玛托娃的“拖累”。

《安魂曲》代序中所写的,就是列夫第二次被捕时的情况,阿赫玛托娃探监关在列宁格勒的什巴列尔监狱中的儿子。此时此地,阿赫玛托娃开始用“我们”来代替之前爱情诗中的“我”,她与那些等待在监狱之外的母亲、妻子、女儿们共在,等待着丈夫、儿子、父亲,而不再是那个多愁善感、忘恩负义、见异思迁的情人。

我们像赶晨祷一般早起

在变得野蛮的首都穿城而过

在那里我们遇到的一切比死人更无生气

多年以后,当阿赫玛托娃将《安魂曲》读给另一位大作家索尔仁尼琴时,后者叹息道:“遗憾的是,您的诗中只写了一个人的命运。”女诗人当即反驳:“难道一个人的命运就不能表现出千百万人的命运吗?”

女诗人的反驳是有力的,但她未尝不为诗中的“个人”感到不安。这种不安,或许就导致了之后《没有主人公的长诗》的诞生。然而,这里的“没有主人公”是充满悖论的,就像奥德修斯对独眼巨人所说的“Nobody”。倘若没有对阿赫玛托娃生平的深入了解和对西方文化的纯熟掌握,理解这首诗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这,也让我望而却步了。

文/未名

图/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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